邵柏年离开住处的时间，比警方正式把他列为首要嫌疑人早了整整一天。更麻烦的是，那不像仓促逃走。监视器里的他没有拖行李箱，没有频繁回头，也没有任何被追赶的迹象。早上六点五十二分离开社区，七点零八分进入地铁站，背上只多了一个普通的双肩包。
之後，他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能确认身分的画面里。技术组连夜跑完那条地铁线能调到的监视器。邵柏年进站、刷卡、下月台。列车到站後，人群遮住画面。
再往後，就找不到他了。那张交通卡也没有新的使用纪录。林河把几段影像并排放着看。「可能中途换了身分，也可能根本没搭我们以为的那班车。站里有两个监视器死角，熟悉环境的人要避开不难。」
江诚站在後面。「手机呢？」
「最後讯号也在附近，之後主动关机。不是没电。」
一个六十多岁、半退休的安全顾问，在警方还没正式锁定他以前，先处理私人装置、带走重要文件、关闭手机，最後消失在公共交通系统里。如果只是巧合，未免太准。
陆沉州没有急着把「内鬼」两个字写进报告。
他先让人重排时间。警方第一次大量调取研究中心旧档、接触退休人员、找到周建宏、重查B2设备，再到何志远的第23次逆演，所有可能让邵柏年察觉危险的节点都被摊开。邵柏年离家的时间，卡在这些动作之间。他也许只是从外围动静察觉有人重查。
可技术组把最近三个月的通联、网路活动与公开行踪倒回去後，发现他真正停止正常生活的时间，比离家更早。离开前一天，他取消原本排好的顾问会议。再前一天，停用常用电子邮件。三天前，一项长期自动扣款的云端储存服务被主动终止。
五天前，他去银行保管箱待了十八分钟。单独看都不算什麽。放在一起，就不是了。他至少五天前已经开始收尾。
那时警方甚至还没有找到「邵柏年」这个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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